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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考并不是考生一个人的战斗，其原生家庭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本同样非常关键。

  在以前大部分普通高中内部还有艺术班的时候，学生还可以在学校相对低成本的进行专业的基础训练，然后再去校外培训机构进一步的提升技能，但是当艺考制度中各个学校的校考标志、风格习惯越来越差异化和细碎化以后，艺考生的专业训练就只能在市场培训机构中来完成，并且这种训练也很难做到全面，只能针对性的作出取舍，不然花费的成本就会太高。这对艺考生家庭的经济实力来说是一个考验，艺考前期的投资比较大，对于一般的工薪阶层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压力。

  其次，艺考已不再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迫不得已的归宿，而是一种家庭优势效应积聚的理性选择。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很多家长已经不觉得艺考就是自己的孩子比别人低一等，因为考不上大学才找的一条快速通道，而是说从另外一条比较稳健和成熟的路径出发，与孩子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人生规划相结合，这以城市家庭的文化渊源和父母的社会关系网作为条件的，其实参加艺考已经不是个体兴趣催化下的一时冲动，而是多方面考量的结果。比如考生家庭中一般都有亲属或者熟人从事相关职业，知晓其中的窍门，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就有专业素养，能够从小对其进行文化熏陶。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艺考本身包含很多主观性的评价标准，这些主观性的评价标准相当部分需要市场化的购买，还有部分则需要社会化的去打通，所以有人脉在艺考过程中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从现在来看这行是找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哪怕是考生自己的专业实力过硬，也需要找人进行前期的铺垫，这似乎已不再是黑幕而是正常的程序，正如萌萌所说：“毕竟校考主要看考官个人的喜好，不是那么很客观的。”

  暗箱操作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关键是要认清其背后的机制。艺考经过多年的发展，其考试制度和运行模式在各方面都趋于成熟，大部分的技能和考试信息都可以在市场中被购买，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疏通也变的逐渐重要，艺考已经不单单是个人兴趣与努力的线性竞争，而变成了家际之间的整体性竞争，这种家际竞争的明显特征是优势资源的积聚效应，因为艺考市场的利益循环当前来看还相对封闭，所以这种优势资源的传导和集中就是非常容易的，艺考的火爆情景可能会慢慢只属于部分特殊的优势家庭。

  2019年2月20日，天津。艺考生展示各种高难度压腿。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社会经济得到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原本整体性的社会系统开始不断的分层，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的家庭都在寻求释放经济分化压力的空间，因为经济分化背后是利益的分化以及发展的分化，而教育及其结果——文凭是天然的社会绝缘体。中国是一个高度筛选型的社会，无论是普通高考还是艺考都是为了获得更高层次的受教育机会和文凭，其最终的指向都是上一个层次教育的区隔效应，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与柯林斯笔下的文凭社会越来越相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考与高考的价值取向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是为了进入更高层次的更好的大学进行深造，获得正式参与的权力和能力，即几乎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正式参与，无论这种参与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家庭的阶层优势如何通过精英主义的方式传递下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的身份继承已经不可能，所以教育称为了更为合法和根据有操作性的途径，艺考的热度居高不下特别大程度上是因为优势阶层的孩子们从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得了并且投入到正式教育中去的一系列文化、观念和倾向形成了某种便利，这种便利让很多参加艺考的考生和家长越来越相信这条途径，在这里，我并不是指艺考就是轻松的、全靠关系的，而是说当前艺考已经是非常成熟且能够被部分家庭所把握的，艺考不再是迫不得已，而是有意为之。

  审视艺考制度，不仅要看到艺考内部差异化的主观标准所生发的利益市场，我们还不得不正视教育系统自我扩大化与职业结构之间的关联，这涉及物质生产和文化支配两个领域之间的关联，教育所能获得文凭，越来越不代表知识、能力和技能，而更多的被看作是一种地位。这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富的增长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但是财富的分配则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而只有工作和职业才能进行财富的分配。如果说可以在概念上进行商品服务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区分化，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区分开来，而是一者是手段，而另外一者是目的，恰恰是作为分配性劳动的工具，决定了人们在组织政治和利益分配中的排列顺序。

  艺考最后的价值指向大部分仍然是拿到一个好的文凭，以再次参与到利益的再分配当中。正如萌萌所言，其所学的美术专业分为纯艺和设计，设计本身就是现代职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设计当中又分为专业设计和设计管理，“我上了研究生发现哪怕是艺术专业做管理也要求文凭，企业招聘的时候管理岗位就非常看重这个，就是门槛要求，早知道应该上你们华科这种985综合性院校了，牌子要硬一些。”

  激烈的社会竞争、家庭资源的有效传递、市场的无缝对接还有公立教育的不断式微，这些都构成了我们认识当前整体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从艺考的教育制度来说，其有特殊的一面，但同时也需要放在当前整体社会大背景中来看，无论是高考还是艺考最为现实的考量还是文凭本身，因为文凭的价值序列和职业中收入分配的价值序列是匹配的。

  艺考制度处在教育和市场的交叉地带，这既是由其本身所塑造的，同时在整个社会教育竞争尤其是城市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下被激活。艺考过程中的种种现象也与其主观性的评价标准，不太成熟的监督管理体系相关，并出现了很多问题。艺考不单单是考生自己的兴趣使然，更多的是特殊优势家庭与艺考教育制度缝隙之间的亲和。

  对艺考本身并无应有什么价值评判，但是在艺考过程中既要看清这样一些问题，同时也要规范考试过程，突出考试的公平性与相对的客观性，毕竟我们的教育体制无论是高考还是艺考，都不是以发现天才为第一标准。作为社会经济分化压力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才是最重要的，在快速转型的国家当中，保证教育公平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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